奥奈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19 世纪美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践样本

作者：1-W.NET　日期：2025-10-09　点击数：2

奥奈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19 世纪美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践样本

奥奈达公社是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社区之一，由宗教改革家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于 1848 年创立，以 “共产主义生活”“复杂婚姻”“理性生育” 等激进理念为核心，在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美国社会中，构建了一个持续 33 年（1848-1881）的理想主义实验场。它不仅是美国乌托邦运动的重要代表，更折射出 19 世纪美国人对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道德重构的探索与争议。

一、公社成立的背景：思想根源与时代土壤

奥奈达公社的诞生，与 19 世纪美国的社会思潮、宗教改革及工业化矛盾深度绑定，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思想源头：从 “完美主义” 到乌托邦理想

诺伊斯的核心思想源于基督教 “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这一理念由 18 世纪美国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提出，主张 “人类可通过信仰达到无罪恶的‘完美状态’”。诺伊斯进一步将其发展为 “实用完美主义”，认为 “完美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圣洁，更需通过社会制度的重构实现 —— 消除私有财产、阶级差异与家庭束缚，才能让个体真正摆脱罪恶的根源”。

同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如傅立叶的 “法郎吉”、欧文的 “新和谐公社”）通过移民传入美国，与美国本土的 “边疆乌托邦传统”（如 17 世纪的贵格会社区）融合，形成了 19 世纪中叶美国的 “乌托邦运动浪潮”。据统计，1800-1860 年间，美国先后出现过超过 100 个乌托邦社区，奥奈达是其中存续时间最长、组织最严密的之一。

2. 时代动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焦虑

19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正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北方工厂制度兴起，南方奴隶制扩张，社会分化加剧 —— 资本家积累巨额财富，工人面临低工资、长工时与恶劣劳动条件，传统农业社会的 “平等精神” 被打破。同时，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激发了人们对 “道德重建” 的渴望，部分知识分子与宗教信徒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 “贪婪与罪恶的温床”，唯有构建集体共享的社区，才能实现社会正义。

诺伊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 1836 年开始在佛蒙特州宣讲 “完美主义”，1841 年建立首个小型社区 “帕特尼公社”（Putney Community），但因 “复杂婚姻” 理念引发当地保守势力反对，被迫于 1848 年带领追随者迁移至纽约州奥奈达镇，正式成立 “奥奈达公社”。

二、公社的核心制度：激进的社会实验设计

奥奈达公社以 “消除私有财产、家庭束缚与个体自私性” 为目标，构建了一套涵盖经济、婚姻、教育、生育的完整制度体系，其中多项设计在当时极具颠覆性。

1. 经济制度：“共产主义” 的实践

公社实行彻底的财产公有化，所有成员需将个人财产（包括土地、资金、劳动成果）上交集体，由 “公社委员会” 统一管理与分配：

生产组织：公社初期以农业为主，种植小麦、蔬菜并饲养牲畜；1850 年后逐步发展手工业，尤其以制作 “奥奈达银器”（Oneida Silverware）闻名 —— 通过精湛的银器工艺，公社产品远销美国各地，成为主要经济来源。生产活动由 “劳动委员会” 统一安排，成员根据个人能力分配工作（如女性负责纺织、教育，男性负责农业、手工业），无固定薪酬，生活物资（食物、衣物、住房）由集体免费供给。
分配原则：遵循 “按需分配”，但强调 “劳动贡献与享受挂钩”—— 不参与劳动的成员（如懒惰者、故意破坏规则者）会被减少物资供给，甚至驱逐出公社。公社设有 “纪律委员会”，监督成员的劳动与生活行为，确保集体利益优先。

这种经济模式在初期取得成功：1850-1870 年间，公社人口从 87 人增长至 306 人，资产从不足 1 万美元增长至超过 50 万美元，银器产业成为纽约州北部的重要产业之一。

2. 婚姻制度：“复杂婚姻” 与性伦理革命

“复杂婚姻”（Complex Marriage）是奥奈达公社最具争议的制度，也是其区别于其他乌托邦社区的核心特征。诺伊斯认为，传统 “一夫一妻制” 是 “私有财产的延伸”，会导致 “嫉妒、占有欲与家庭隔阂”，而 “复杂婚姻” 主张 “公社内所有成年成员互为夫妻，无固定配偶关系”，具体规则包括：

自愿与平等：成员需年满 18 岁，且经 “婚姻委员会” 批准（审查其道德水平与对公社的忠诚度），方可参与 “复杂婚姻”；禁止强迫性行为，女性拥有拒绝任何男性的权利（这在 19 世纪女性地位低下的美国社会尤为激进）。
反对独占：禁止成员之间形成 “排他性情感关系”，若发现某两人频繁相处，“婚姻委员会” 会进行干预，要求其与其他成员建立关系；同时禁止婚外情（公社外的性关系），违者将被严惩。
理性生育：为避免人口无序增长（公社需控制规模以保障资源分配），诺伊斯提出 “男性节欲”（Male Continence）制度 —— 通过控制生育行为，让公社人口稳定增长（1848-1881 年间，公社仅出生约 60 名儿童），且儿童由集体抚养，不与亲生父母建立特殊联系（称呼所有成年男性为 “父亲”，女性为 “母亲”）。

这一制度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保守媒体称其为 “淫乱公社”，部分州政府甚至以 “违反道德法” 为由起诉诺伊斯，但因公社成员内部高度认同，且未出现暴力或强迫事件，诉讼最终不了了之。

3. 教育与生活制度：塑造 “集体人”

公社高度重视教育，旨在培养 “认同集体、摒弃自私” 的成员：

儿童教育：设立 “儿童之家”，5 岁以下儿童由专门的 “保育员” 照顾，5 岁以上进入公社学校，学习读写、算术、农业与手工业技能，同时灌输 “完美主义” 思想 —— 教育的核心是 “让儿童明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完全一致，自私是罪恶的根源”。
成人教育：定期举办 “道德讲座”“劳动技能培训”，鼓励成员参与哲学、宗教讨论，甚至允许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如 “纪律委员会”“婚姻委员会” 中均有女性成员），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极为罕见。
生活规范：公社实行严格的作息制度（如早上 6 点起床，晚上 9 点熄灯），禁止吸烟、饮酒、赌博，提倡 “朴素生活”（成员穿着统一款式的粗布衣物，饮食以素食为主），通过生活方式的统一强化集体认同感。

三、公社的衰落与解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奥奈达公社的黄金时期持续至 19 世纪 70 年代，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矛盾积累，最终在 1881 年解体，其衰落主要源于三大因素：

1. 外部压力：资本主义扩张与社会舆论围剿

19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进入 “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乌托邦理想逐渐失去吸引力。同时，美国政府加强了对 “异端社区” 的监管，保守势力通过媒体持续攻击奥奈达的 “复杂婚姻” 制度，称其 “破坏家庭伦理”“威胁美国社会根基”，导致公社难以吸引新成员（1875 年后，新加入成员不足 20 人）。

此外，公社的银器产业面临市场竞争压力 —— 工业化大工厂生产的银器成本更低，公社的手工业模式逐渐失去价格优势，经济收入开始下滑，1878 年公社利润较 1870 年下降 40%，物资供给出现紧张。

2. 内部矛盾：权力集中与理念分歧

诺伊斯作为公社的 “精神领袖”，长期掌握绝对权力（公社委员会的决策需经其最终批准），随着年龄增长（1870 年诺伊斯已 58 岁），其思想逐渐保守，开始放松对 “复杂婚姻” 的监管，导致部分成员重新形成固定配偶关系，集体认同感弱化。

同时，年轻一代成员（多为公社内部出生的儿童）对 “完美主义” 理念的认同度远低于老一辈 —— 他们接触外部社会后，更向往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反对公社的严格纪律与 “按需分配” 制度，要求 “允许个人拥有劳动所得”“自主选择婚姻对象”。1879 年，公社内部爆发 “制度改革争论”，支持保留 “共产主义” 的老成员与支持 “私有化” 的年轻成员形成对立，公社陷入分裂。

3. 解体：从 “乌托邦” 到 “股份制公司”

为避免公社彻底崩溃，1881 年诺伊斯与公社委员会达成共识，决定解散乌托邦社区，将公社资产（包括银器工厂、土地、房屋）改组为 “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Oneida Community, Ltd.），实行股份制：

原公社成员根据其在公社的 “劳动年限” 与 “贡献度” 获得股份，享有分红权；
废除 “复杂婚姻” 制度，允许成员自由结婚，恢复传统家庭模式；
银器工厂转为市场化运营，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

改组后的公司继续经营银器业务，成为 20 世纪美国知名的银器品牌（Oneida Ltd.），但乌托邦理想彻底终结。诺伊斯则因 “复杂婚姻” 的争议，于 1880 年被迫流亡加拿大，1886 年在多伦多去世。

四、奥奈达公社的历史意义与争议

奥奈达公社虽以解体告终，但作为 19 世纪美国乌托邦运动的 “集大成者”，其历史影响远超同期其他社区，同时也留下了长期争议。

1. 积极意义：对社会平等与女性权利的探索

乌托邦实践的 “活样本”：奥奈达公社是美国历史上少数实现经济自给、持续超过 30 年的乌托邦社区，其 “财产公有”“按需分配” 的模式，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如 20 世纪的合作社运动）提供了实践参考；
女性权利的早期突破：在 19 世纪女性无选举权、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背景下，奥奈达的女性拥有 “拒绝性行为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平等获得教育与劳动的权利”，被部分历史学家视为 “美国女性主义的早期实验”；
社会批判价值：公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传统婚姻伦理的批判，揭示了 19 世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与道德困境，推动了社会对 “劳动权益”“家庭制度” 的反思 —— 例如，公社的 “儿童集体抚养” 理念，间接影响了 20 世纪美国公立教育与儿童福利制度的发展。

2. 历史争议：激进制度的伦理困境

“复杂婚姻” 的争议：尽管公社强调 “自愿与平等”，但现代学者指出，“复杂婚姻” 本质上仍由诺伊斯主导的 “婚姻委员会” 控制，成员的选择权有限；且 “禁止排他性情感” 违背人性，导致部分成员出现心理问题，这也是公社后期成员流失的重要原因；
权力集中的问题：诺伊斯的绝对权力导致公社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后期的决策失误（如对银器产业转型的滞后）加速了公社的衰落，暴露了 “乌托邦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社区命运” 的致命缺陷；
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公社的 “集体主义” 过度强调 “集体利益优先”，压制了个体的个性发展 —— 例如，成员的职业、生活方式、甚至情感关系均由集体安排，被批评为 “用一种极权替代另一种极权”。